法国人才流动渠道的局限

日期:2019-04-15编辑作者:金沙网上娱乐场

  从封建王朝到现代国家的转变,涉及不同阶层的地位、权力和利益的重大调整,法国专制主义的王权制度对人力资本的利用,既成为在传统时期法国强大起来的动力之一、也成为法国迈向现代国家的阻力之一。

  首先,包括法国在内,欧洲各国在中世纪封建时期的制度安排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其次,在建立专制王权制度之前,法国传统的封建王朝是一个以等级君主制为特点的分权化多元社会。当时法国拥有四种主要的势力,它们是:(1)中央君主政府;(2)高级贵族和教士;(3)更为广泛的士绅(小地主、骑士和其他自由人);(4)包括市民在内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的雏形)。而占社会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尚不是重要参与者,因为他们没有动员起来,还没成为代表自己利益的社会集团。法国社会权力分散的特征包括:

  地方自治传统,即君主对所属诸侯、诸侯对从属他的小诸侯和骑士相互之间有着比较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君主和“自主的”贵族阶级分享统治权。

  教会传统,即在世俗政治权威之外,基督教会自成一体,既垄断了信仰的问题,又负责教育和学术的传承,同时与王权相互依靠和斗争,通过领地、什一税等制度安排内嵌到现实政治权力中,成为另一间接的政治权威。

  司法传统,鉴于习惯法和罗马法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使得欧洲社会的统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离。

  城市自治传统,许多自治城市秉持了古希腊罗马城邦自治的精神和传统,通过赎买的方式而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控制而成为城市居民的自治共同体。

  法国封建的分权化社会有其缺点,也有其优点。它等级分明、贫富悬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但各阶层之间又能够各安天命、各守本分、各司其职。这种统治方式下的国家(或君主)常常是软弱无力的,但社会却不乏自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普通民众常常食不果腹,但社会总体仍是富有弹性和稳定的。托克维尔曾感叹:“当王权在贵族阶级的支持下平安无事地统治欧洲各国时,人们在不幸之中还享到一些我们这一代人恐怕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幸福”。他也断言法国传统封建社会“虽有不平等和苦难,但人们的心灵并未堕落”。

  简而言之,专制王权建立之前的封建法国在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利用上更多处在一种自发、自为的状态,其利用能力和水平是较为低下的。

  法国近代国家的产生,伴随着王权扩张(或中央政府集权)的过程。在专制王权建立之前,国王需要借助于一个自主的“贵族阶级”建立起对于国家的支配,因此他必须和这个“贵族阶级”分享支配权。韦伯曾指出,“在任何地方,近代国家的发达,都是由君主发动的”,在建立专制王权国家的过程中,国王依靠着自身建立的官僚体系,凭借新兴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和农民等各种力量,逐渐剥夺了原来分属在各级贵族和教士手中的权力,从而形成一个集权的中央王权。

  按照韦伯的定义,现代国家是指在某个特定的疆域内,肯定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力的人类共同体,这表明在特定疆域的相应人群中,国家成为能够合法使用暴力的唯一来源。它意味着法国近代国家的建立过程伴随着国王对行政工具的收夺和垄断,通过王权扩张而形成的专制政府,是法国封建王朝能够迈向现代国家的第一步。

  在法国形成专制王权国家中,伴随着国王对贵族权力的剥夺,是国王所统辖的中央政府对原先各级贵族所在地方政府控制的加强,即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首先,国王在官僚体系的帮助下,逐渐褫夺各级贵族在地方上的统治权,中央政府所派出的政府官员(总督、总督代理等)取代贵族进行地方上的管理,贵族成为只享有免税权的第一居民,贵族阶层堕落为只牢牢抓住经济特权不放,再也无力承担起应有的政治重任而被边缘化,原有贵族统治下的地方自治遂告终结。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渐渐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距巴黎最远的农村教区要想修补被风刮坏的教堂房顶,也必须获得来自巴黎的御前会议的裁决。其次,王权通过御前会议、设立特别法庭的方法来影响和操控司法体系,“凡是涉及公共利益或因解释政府法令引起的争讼,均属于特别法庭的管辖范围,普通法庭只能宣判涉及私人利益的案子”,“任何政府官员,未经事先批准,不得由普通法庭起诉”。政府不断介入司法的天然领域,从而保护各级的政府官员,“不仅涉及要员,而且涉及芝麻小官,只要与政府有一丝一缕的关系便可以政府之外天不怕地不怕”。第三,国王通过卖官鬻爵(在各城市向某些居民出售永久统治他人的权力)的方式逐渐限制了城市的自由。法国各城市的政府到处蜕化为小寡头政治,而要改变这一弊病,只有使地方权力越来越隶属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逐渐控制了城市的一切事务,无论巨细,所有事务都须征询政府主管(总督)的意见。与此同时,巴黎在中央集权制下吸取全国的精华,迅速极度膨胀,成为法国本身。而其他地方省份则自治权力不断消失,难有活力,萎靡不振。由此,以国王为核心的御前会议已领导着国家的几乎一切事务,一个大臣(总监)具体操办各种事项,各省由一个官员(总督)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等王权逐渐将传统社会中分散在贵族、教会、法庭、城市、行会等等各种各样的权力都收归到中央,一个庞然大物般的中央集权制便显露身姿、屹然而立。

  由于法国连年战争,政府经常债台高筑,处于破产的边缘。因为缺乏现金和亟须收入,法国便采用了把官位卖给最高投标者的方式,从军事将领到财政部、征税的公职,都可以拿钱来换。换言之,政府的私有化直达它的核心功能,公职从而变成了世袭的私人财产。因此,尽管中央集权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但国家政权却被家族制深深腐蚀,不能形成一个真正强大和廉洁的中央政府。

  公职的买卖一方面削弱了传统贵族的影响,另一方面有利于让平民融入国家,由此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成员成为追求公职的最大客源,他们纷纷希望通过购买公职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全面家族化渗入了法国公共行政的核心。法国在王权扩张及其构建相应的官僚体系时,却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国家政权体系的非身份化、专业化和理性化,而深深陷入私有化、家族化和寻租的泥淖。

  (一)法国专制王权制度的建立有力地打破了原有封建贵族统治对人才利用的桎梏,为法国成为欧洲强国奠定基石

  一个传统封建国家要建立现代国家,在人才利用方面首要的是要打破原有封建贵族统治的桎梏,建立起人才流动渠道。在封建贵族统治下,国王只是最大的贵族,社会权力由各级贵族所掌控,人们的地位主要由其身份所决定,而且这种身份是世袭的,代代相传。普通阶层的人无论具有多大的才能,也无望升入到上层精英阶层,不得不接受被支配或奴役的命运。

  法国原有的封建贵族统治具有明显的等级制和身份制的特征,在这种格局下无疑对于人才的利用会产生极大的阻碍。与此同时,通过分封采邑制度和庄园制度,各级贵族分别把持着自己的领地,实施着高度碎片化和分散化的统治,形成区域之间的割据,使得人才难以流动、市场难以统一,国家力量难以集聚。

  法国专制王权制度的建立在打破原有封建贵族统治上是具有伟大意义的,它破除了社会权力只能由世袭贵族所掌控的局面,建立起了人才流动的一些渠道,符合整个社会日益平等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地能够将人才利用起来。尽管法国国王主观上更多是为了扩张王权、对抗贵族阶级而起用更多来自较低阶层的总监和总督,从而建立起自身的官僚体系,以形成专制王权来加强对整个国家的控制;但在客观上,它打开了普通人才向上流动的渠道,法国历任首相,如黎塞留、马扎然等活跃在专制王朝时期的关键人物,虽然出身地位并不高,但却成为人中翘楚、一时之选,这些都是与专政王权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的。也正是在这些人才的帮助下,法国专制王权得以巩固和发展,国家实力不断增强,道路交通、公共服务、公益事业等大力推进。就像托克维尔所描述的,在一个非常强大但又实行开明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之下,尽管有税赋不平等、习惯法、国内关税、封建权利、行会管事会、卖官鬻爵等等弊病,然而不管怎样,法兰西开始富裕和全面发展起来。

  (二)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扼杀了地方和社会的活力,难以满足社会多元化对人才利用的要求,对其现代化转型构成了严重障碍

  传统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不仅要有加强中央权力和促进社会整合的一面,即需维护国家统一、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以加强国家军事实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公共服务等;而且还要维持地方活力和增进社会分化的一面;即维护地方自治权力,激发社会各团体活力,促进教育、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逐渐形成功能分化、界限明确的不同领域,以保证各类人才在不同地区和各个领域内充分发挥才能。

  可以看到,法国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制度的建立,长于加强中央权力和促进社会整合,却短于维持地方活力和增进社会分化。一方面中央剥夺地方权力后,形成一个既十分强大又软弱的中央集权。尽管在理论上整个国家权力的根本来源只有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发布各种各样的命令,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命令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然而在现实中,再精明强干的中央政府也不可能做到洞悉一切、指导一切。中央政府的规则和命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常常走样、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托克维尔这样评价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旧制度原形毕露;条规强硬严峻,实行起来软弱松怠;这就是它的特点”。另一方面,政府剥夺各种各样的社会权力后,形成既专制又脆弱的王权体制。在专制王权的支撑之下,政府可以将触角伸向社会任何领域,能够调动一切资源,政府力量不断增强。当王权专制制度拆除传统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自治团队和组织、完全收缴了他们的权力后,便需要独自面对一个原子化的社会。整个社会治理在实现了一元化集权的同时,也逐渐失去弹性和慢慢僵化。社会中的任何抱怨、任何动荡都会最终指向王权体制,引起国王的恐慌。王权体制惧怕社会中任何自治团体的建立,也惧怕任何与其分权的行为。“这个政府是如此富于侵夺性和专制特征,但一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于是,这样一个既强大又软弱、既专制又脆弱的中央集权和王权专制体制,就像用沙子堆成的巨大金字塔,看起来庞然巍峨、不可一世,但真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轰然倒塌。这就是大革命会在法国突然爆发,而旧君主体制却一下子土崩瓦解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法国这种金字塔形的中央集权和王权专制体制,虽然在打破原有的封建贵族体制、建立人才流动渠道、发挥普通阶层人力资本作用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却没有办法做到对王权的有效限制,无法维护地方自治和促进社会分化,难以满足一个现代化多元社会对于各种人才利用的不同需要,从而使得法国在现代化转型的大国崛起过程中步履蹒跚、无比艰难。

  对中国而言,如何在建立一个强大稳定中央政府的同时又维护一个自由活力的地方政府,如何在建立一个强有力政府的同时又促进一个多元的社会,最终以实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的体制,仍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本报告执笔人:宣晓伟,报告刊发时有删节。课题负责人:隆国强,协调人:贡森,课题组成员:林家彬、李国强、王辉、刘理晖、宣晓伟、喻东、包雅钧、宋佾珈、张冰子、单大圣、李昂、田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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